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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以浙江为例
张永明
宗教是人类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宗教对社会的发展既起到积极的作用,
又有消极的影响。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既不能忽视它的作用,
也不能扩大它的作用,
必须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克服消极影响,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 文明、 民主发展。
本课题分析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发挥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基层宗教组织;
农村治理;
浙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宗教组织就是由信教者所结成的、 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并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与规范的社会组织,
它是宗教得以在社会上存在的载体,
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都是宗教组织的象征。
乡村治理最初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来的。
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贺雪峰认为:乡 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进行,
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
从而实现乡 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俞可平认为: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
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
这里的公共权威既可以是官方的,
也可以是民间的,
或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
党国英将乡 村治理的定义为: 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制度,
包括选举政府首脑、 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
也包括政府制定、 执行政策的能力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从状况。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 经济结构的变迁,
农村治理结构也相应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一、 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参与农村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民族宗教比较复杂,
信教人数比较多的国家,
主要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
浙江省是宗教历史悠久、 教徒人数众多、 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
浙江省信教群众人数约 180 万,
其中基督教信徒 150 多万,
天主教信徒 20 万左右,
伊斯兰教信徒 10000 人左右, 佛教僧尼约 5500 人,
道士、 道姑约 3500 人,
佛教、 道教信徒人数无法统计。
古今中外研究宗教的专家都比较一致地肯定宗教促进社会稳定有序,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从我们对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的调查了解来看,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
在家庭和社会公德建设中发挥团结和睦的作用
宗教道德是宗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宗教中最容易被人接受,
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部分。
宗教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内容,
信教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 职业道德建设中也作出了 努力,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据调查,
宗教道德在解决一些家庭和社会纠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如通过对如果您和邻居或者夫妻闹矛盾了通常找谁解决? 一题的问卷调查结果:
有 589%的人表示自己解决,
同时也有847% 的人不愿意透露这一项信息,
也有 1864%的人表示找宗教组织及相关负责人帮助解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信教群众基本上都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做到与人为善,
在处理邻里关系、 婆媳关系等方面能互相谦让。
据了 解,
在五好家庭、 双文明户中,
教徒家庭的比例比较高,
如宁波市就有 1600 多户信徒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 双文明户。
由于宗教道德的约束,
信教群众中很少有偷盗、 赌博、 嫖娼、 吸毒、 斗殴等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
也基本上能坚持诚信原则,
较少有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等行为。
如 1997 年浙江省平阳市 43000 名基督教徒的犯罪率等于 0% ,
可以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对法律还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二)
在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扶贫济困、 慈悲救世的作用在我国农村,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建立起来,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 单门独户的农民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
一遇到这类情况就会束手无策,
于是不少宗教组织就担负起了 目前社会体制无法全部承担的社会救助功能,
做一些扶贫济困的好事。
为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浙江许多宗教组织在内部设立了基金会,
作为社会的慈善机构。
1997 年,
宁波市弘法慈善基金会在七塔寺成立;
台州佛教协会慈善公德会至今已累计向全社会捐助善款 500 多万,
衣服等物资 260 万件,
价值超过 3000 万元;
湖州嘉善县龙庄讲寺,
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志莲慈济会,
倡导每位会员每天节省 1 元,
用于支助需要帮助的人。
该慈济会自 2002 年底成立以来,
共资助 26585 元。
同时浙江农村基层宗教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救灾支援灾区建设。四川汶川地震时,
各基层宗教组织积极捐款捐物,
仅平阳县佛教捐款达 68 万元。
从 2001年至今,
浙江基督教捐款达到 1100 万元,
而佛教从 2003 年至 2008 年中更是捐赠了 6000 多万元。
另外,
各宗教组织经常在当地开展各种公益类的活动,
参与社会助老助学,
支持社会建设。
宁波市佛教界 2000 年 9 月建成居士林,
为困难老人提供养老;
乐清市道教协会向大荆市中心小学捐助 200 万元。
国家宗教局事务局消息,
近 5 年来,
浙江省宗教界共为各类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达 217 亿元,
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三)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丰富农村精神生活的作用浙江农村的信教群众总的来看呈五多的特点,
教徒总量多,
妇女教徒多、 文盲教徒多、 病残教徒多。据统计,
浙江省宗教信徒中,
农村人口占 82. 46% ,
女教徒 63. 44%,
年龄 60 岁以上的34. 95% ,
文盲占 20. 25%。
针对农村教徒文化素质较低,
对宗教教义理解不够的情况,
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教堂办文化补习班,
专门为村民进行文化补习。
如温州农村的基督组织为了能使信徒读懂圣经,
对当地村民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开设 识字班。
同时一些农村宗教组织为了扩大信教人数,
争取信教群众,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不少地方基督教开设少儿班。
从开始时以替信徒们临时看管小孩为初衷的托儿班,
发展到现在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神学思想的神学班;
有的基督徒甚至提出 信基督要从娃娃抓起的主张。
识字班 和 少儿班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少儿的文化水平。
浙江许多地方虽然经济发达,
但不少农村仍存在着三无现象,
即无文化站、 无娱乐设施、 无文体活动,
村民精神生活贫乏,
教堂成为人们活动唯一的公共场所。
在教堂中,
人们能欢聚一堂,
谈天说地,
交流感情,
抒发郁闷,
宗教仪式洋溢着真诚祥和的氛围。
这对于建设当地文化、 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补充了农村人文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空白之处。
(四)
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推动民间信贷, 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于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说: 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
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
提高劳动效率,
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这段话罗伯特 巴罗从理论上分析宗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从浙江农村的具体情况,
宗教道德在推动民间信贷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于农村经济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
银行不太愿意贷款给村民,
所以村民发展经济,
大多数只能靠民间借贷,
但是,
在农村不少村民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
一些富裕的村民不敢随便贷款给其他村民。
而信教民众由于受到教义教规的影响,
一般比较诚实守信,
教徒之间的借贷比较放心。
所以在浙江农村,
教徒之间的借贷关系比较普遍。
以温州的民间借贷为例,
民间借贷非常活跃, 已成为地区性、 经常性的普遍活动。
据陈东升对瑞安市汉田村的调查,
114 个样本中,
92% 的家庭创办企业时向亲戚、 宗族、 朋友借过钱,
84% 的家庭借过钱给别人。
调查显示,
人们对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认识较为复杂,
因人而异。
15. 6%人认为宗教和经济没有什么关联,
388% 的人认为宗教和经济之间是促进的关系,
高达45. 7% 的人说不清宗教和经济的关系。
二、 浙江农村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宗教热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人是群体性生活的动物,
人的活动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
当宗教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力还比较小的时候,
农民遇上难题,
首先依靠党和政府。
随着宗教热在农村的兴起,
一部分农民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之后,
这些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教友和宗教组织,
开始从感情上和行动上疏远了党和政府。
在温州农村存在着基层干部、 甚至党员干部信教的情况,
而且此种情况还有上升的趋势。
例如在 XX 村的调研中,
村里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宗教的虔诚信徒,
而且村委基本上不会干涉宗教事务,
甚至会大力促进宗教的发展。
在浙江一些宗教力量过分强大的农村,
宗教组织要求信教群众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
以至于基层组织无法有效地去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
无法承担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职责。
宗教势力经常组织集会,
不断向群众灌输宗教信仰,
时间一长,
一些群众就对宗教笃信不疑。
农村基层宗教狂热,
使个别党员干部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人生观,
投身宗教组织。
随着宗教力量在农村日益增强,
宗教势力不甘于只在民间发展,
开始逐渐向基层组织中进行渗透,
力图获取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
浙江许多农村地区重新兴起修族谱、 宗祠、 寺庙的热潮,
许多农民皈依基督教、 佛教等宗教组织,
宗教活动日益兴盛,
更有甚者,
不少党员也参与其中。
(二)
宗教组织的活动影响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实行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
其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 即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 村级民主决策、 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
宗教组织活动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影响村民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农村如果宗教组织过于强大,
宗教意识过于强烈,
村民的 公民意识 就难以形成,
必然形成过于强烈的宗教认同,
使国家权力意志贯彻不能够顺畅。
宗教组织的活动也影响农村的民主选举。
在浙江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农村, 宗教组织对村民的民主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
李庄一名干部说:
近年来农民纷纷信教,
教会聚会比干部还整齐,
教会对于政治事务,
如村委会的选举、 乡人大选举是不能介入的,
但在村民自治选举中, 往往以姓氏、 宗族、 宗派、 财富等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帮派势力越来越大,
在有些地方甚至操纵村民选举,
对村民自治造成严重影响。
农村帮派意识增强导致农村内部利益冲突加剧,
农村内部团结受到削弱,
从而也对农村自治造成不良影响。
(三)
部分非法宗教组织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安全
在浙江农村,
大部分宗教组织是遵守国家法律的。
但一些宗教组织,
特别是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外衣,
进行封建迷信和违法犯罪活动,
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不小的危害。如温州的呼喊派以温州苍南为基地向周边渗透;
无固定教义的圆通派 常在农村做道场非法牟利,
收敛钱财。
一些非法宗教组织散布谣言,
造谣惑众,
破坏社会稳定。
1999 年 实际神 邪教组织由杭州富阳、 湖州、 上海等地渗入嘉兴市,
在信教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
四处宣扬末世论、 地球爆炸论 等,
称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耶稣即将要降临,
审判世人,
大灾难马上来临,
对世界不要有盼望,
跟着实际神 才有企盼,
鼓吹信其教才能 免灾、 保平安、 升天堂 等谬论,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
外来人员的增多,
国内外的一些异端邪教总是试图借助各种理由,
扩大影响, 一些邪教组织同境外非法组织勾结,
危害国家安全。
比如经济较发达的义乌市,
对外开放度高,
人员流动性强,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较为突出。
(四)
乱建寺观庙宇教堂,
给村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管理困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浙江区域信教群众城马鞍形发展曲线。
改革开放后,
浙江农村宗教信教群众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但各种宗教数量增长不一。
如义乌宗教原仅有佛教、 基督教两大宗教, 现发展到五大宗教,
还有一些外来宗教,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信教群众人数从 1990 年近万人发展到 2008 年的 3~ 4 万人。
从发展趋势看,
随着义乌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
到义乌来经商创业的外来人员将日益增长,
同时信教群众也将随之增长,
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
就浙江农村而言,
基督教发展最快,
佛教、 道教次之,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同步。
信教人数剧增,
加上少数村干部对乱建寺庙认识模糊,
误认为这样有利于农村社会和家庭的稳定,
少数企业老板将自己致富归功于佛的保佑,
一段时间助长农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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