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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一以贯之
——浅谈《论语》里的忠恕思想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号：2013011004 姓名：崔灵灵
忠恕之道，一以贯之
——浅谈《论语》里的忠恕思想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有极其精微的阐释，并引曾子与门人论说（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资博辨。从而推论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观点。
这是后来学者大多认同的一个说法。而在《论语集注》关于该条的下面又引了程子的一段话。这里程子首先对“仁恕”、“忠恕”观念进行了区分——“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忠者天道。忠者无妄。忠者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恕者人道。恕者行忠。恕者用。大本达道也。” 在这里“仁恕”的区别差异很小，难以理解，必须结合程子在论说“子贡”条时的论说才可以理解。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程子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恕也。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 从这两条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仁，是自然而然，发乎天理天性的行为；而恕可能是后天教育，伦理节制所要求的行为。这样一来，仁与恕的境界高下立判。因而程子才说：“恕则子贡或能免之，仁则非所己矣。” 我们再来看“忠恕”之别，这里程子截然的将二者划分开来，而以“道”来绾合。“忠”是天道，且是体，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内心本然
的认知”，永远存在。而“恕”不同，“恕”是人道，是用，是用以践行“忠”的，立足于“恕道”的所作所为，呈现出来，那就达到了“忠”的标准，是“忠”的意识的外化。因而“忠”更多的体现出客观性，有“忠”心，则可能衍出“恕”行为，而无“忠”心，则根本不可能去践行，也就没有“恕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此条之下注解有一句是：“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从这条论述，可以看出由仁及道的思想。即，仁者之心，可见天理之周流无间。而之后朱熹又有这么一句“恕之事而仁之术”，意即践行恕道是达到仁的方法通途。这样一来，“恕”与“仁”又发生了联系。三者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忠恕”与“仁”的关系，即，践行恕道就是彰显内心本然存在的“忠”，通过这种践行可以达到“仁”的境界。
也就是说“仁”是一种发乎天性、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崇高心理；“忠”是意识对“仁”的体味、认知，而“恕”则是在这一体认的指导下进行的活动行为。因而，践行“恕道”、行“恕之事”，也就是彰显内心对“仁”的认同，从而复归“仁”。这是有关“仁”与“忠”、“恕”关系的界定，而孔子之学说大抵是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和以“礼”为卫持的“治人之学”，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忠恕与仁礼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不只在思想上深刻的影响了中华民族，同样，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创作心理、创作范式，甚至在文艺批评、文本接受、审美观念方面同样有不容轻忽的作用。
“忠”作为内心的一种本然认知，它的存在是对“仁”，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道”的映现。在先秦之后的封建时代，“忠君”作为一种思想标的成为对臣民的要求。这一点反应在文学作品上，就引发了有关屈原忠贞问题的大讨论。
首先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司马迁着眼于从屈子的道德方面对其定性，并由此推论出其文学风貌。
后来刘向在《九叹•惜贤》扬雄在《法言》中都有对于屈原的论述，刘向一连用“夷由”、“介之推”、“晋申生”、“荆和氏”、“伍子胥”、“比干”等一系列忠诚之士作比，而扬雄则“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并言其智“如玉如莹，爰变丹青”。而关于屈原的批评在班固那里达到一个极峰。
在《离骚赞序》中班固犹能持中正之见，谓屈原“以忠信见疑”、“忠诚之情，怀不能已”，而在《离骚序》中却责其“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 不难看出这里班固对屈原的态度，而同时代的王逸则在《楚辞章句序》中，对班固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指出屈原为人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形，俊彦之英”。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有关屈原的讨论，都是基于其人格是否“忠贞”而进行的，由此出发，才有对其作品作出的不同的批评。如班固斥其浪
漫手法是“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而王逸则认为屈原是“依托《五经》而立义”作出了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论述。
这一点直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出，才有了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近代王国维也在《屈子文学之精神》引屈原自赞语“廉贞”一词称颂，由此“忠贞”之论方渐息。
如此看来“忠”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条极重要的标线。线上则其人作品，意义非凡，一旦触线成为线下，则不免受到非难。也由此可见“忠”这一信条，表现在独立的人格追求上即是“忠贞”，待施于他人则为忠信，我们可以理解为“尽心尽力”比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然而，倘使这个“他人”指代国君，则“忠”即是“忠诚”、“忠义”这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称许，以及历朝历代“遗民”、“贰臣”论的争议中可以看出。
那么，“恕”作为一种体现“忠”的行事原则，在本质上它更倾向于“仁”，也就是儒家常说的“仁恕”。
在道德上它又表现为“不怨”、“不愠”，即便有“怨愤”的情感，其表达也不能过分激烈，而要有所节制，以达到一种优游宛顺，从容不迫的君子容仪。这一点影响到现实政治领域，也就是发扬古诗的讽谏传统。即在对君主的谏诤中不能犯颜直谏，而要有策略的委婉的表现出来。
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不仅在于对其忠贞的疑虑，更多的反而是屈原谏诤的方式太过激烈。“露才扬己、怨恶椒兰、忿怼沉江、归罪怀王”这种“以死相抗”的方式太过激烈，因而不
符合儒家的“恕道”精神，在这里“恕道”理应被解释为“温柔敦厚”。
既然在谏诤时，需要做到委屈宛顺，那么就不能面刺直讥，因而古诗的讽谏系统在这一情形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对《诗》的学习接受中，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并承认“怨刺”正是“忠”的表现，而委屈宛顺则又体现出“恕”的精神。
这一思想影响到对“诗学”的接受与批评，也就是孔子提出的“雅正”思想。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作出了明确的论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后来的《毛诗大序》可以说是在“思无邪”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它提出诗的作用正是在“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扩展了风雅的含意深度，将变风变雅纳入诗教系统。
“忠恕”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仁”，所以夫子才在《论语•八佾》中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也就是能“恕”人之过。亦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朱熹与程子所说的“推己及人”。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同样有极其丰富的论述，孟子将之发展为“不忍人之心”。而在文学创作与接受中尤以杜甫的仁爱思想最显博大深沉。并且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十分明确的看出其“仁爱”思想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流波过程的，然而始终不变的却是他那种“至诚”的情怀。
首先我们从的杜甫《月夜》来看：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很显然其“仁爱”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妻女的爱。
从妻女而衍及到邻人，由邻人而想到陌生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又呈吴郎》）。他的仁爱思想是有一种递进深广的过程，而在这种深化中尤能见出其为人。
再看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单此一诗就可看出其情感的变动，由对幼子饿死的悲痛，然后进而联想到普通百姓：“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而《北征》一诗同样如此，有妻儿团聚的悲喜交集，归途中所见景象引发的感慨，对国师的忧虑，对中兴的期望。
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由对个人生活窘迫之感念，进而联想到“大蔽天下”。可以说杜甫之“仁爱”思想，正是从“恕道”思想，也就是“不忍人之心”出发，进而上升至“己溺己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的伟大情怀。而杜甫之所以能如此“蒿目时艰”，拥有如许深广的忧患意识与博大的情怀，其根本就在于其精神的出发点在于“恕道”。
而唐诗之所以能感动人心，大抵就在于这种“民胞物与”、山花山鸟时来相亲的人文主义精神。然而它们的出发点、精神思想的源头却是儒家的“恕道”精神，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
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通过上述对“忠恕”的分析理解，可以说我们对以“忠恕”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仁道主义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奉行忠恕之道，将心比己，推己及人，更需要我们后来者继续贯之。
附: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课堂感悟 每周五的两节传统文化与价值观课程，为我们学习领悟先秦儒家文化、提升个人修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课上老师同我们一起学习理解《四书》，通过单独提问和两人合作朗读翻译其中重要圣人之言的方式，有地集中了听课精力，大家都在有意识地去理解某种思想的真正含义，在老师和同学的理解帮助下真正实现融汇贯通。这样的课堂学习方式已经在大学课堂并不多见，既然有效，需要继续保留。
其次，倘若每节课都采用这样的方式，不免久而久之使大家产生应付之心，便有悖初衷。倘若采用视频、音频、图画等形式加以辅之，或许课堂会更加高效和活跃。当然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老师的课件做的比较用心，在讲到某一观点之时，将准备好的与之有关的资料言论与之同步展现，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自然也对知识的理解起到了更好的巩固。
或许，在学习这门课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书面展示，就像临近课程接受大概三周的那次随堂检测，就“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一句写出所知道的几种不同理解。题目一布置下，大家便有人作慌然状，课上未认真听课者自然脑袋空白，十分紧张（额，我也是小慌张了一把），而有人则不然。我想突然搞这样的突击，是该对大家认真听课有监督作用的吧。（纯属个人观点）
总之，还是靠大家自觉，真正热爱这门课，真正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化。以上是我学习这门课后的小小感悟，言语不足，妄谈妄谈。